随着世界翻译交流的日益发展，翻译理论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。在翻译理论研究上，中国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讨论，有着最悠久的传统，至今长盛不衰。

早在2000多年前，佛经的翻译就已盛行。东汉（25-220）恒帝建和二年（公元148年），佛教翻译家安世高由西域入内地（洛阳），翻译了《安般守意经》30余部。随后，月支国人支娄迦谶及其弟子支良、支谦又译经十余部，提出“因循本旨”、“勿失厥义”以“贵其实”。

秦代（公元221-206）后东晋，前秦时僧人道安（314-385）主持下设置译场，更主张严格直译。道安又请来印度人鸠摩罗什（334-413）检验了前述的译文，主张意译，改正过去音译弱点，译文生动可读。

唐朝（618-907），中外翻译交流大发展。贞观二年（公元628年）玄奘赴天竺取经17年后回国，在长安（今西安）大雁塔下设译场，历时19年译出佛经75部（共1335卷），并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。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，即后人为之总结的“既须求真，又须喻俗”意即“忠实、通顺”的标准。

清朝（1644-1911）末年，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（1854-1921）根据自己留学英国和回国工作经验，特别是根据自己翻译七部著作的实践经验，在《天演论》卷首的《译例言》中写道：“译事三难：信、达、雅。求其信，已大难矣！顾信矣，不达，虽译，犹不译也，则达尚焉。”这就是引起后人颇多争论但总结为“开一代翻译之风”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翻译标准。梁启超（1873-1929）对玄奘的翻译极为推崇，说道：“若玄奘者，则直译意译，圆满调和，斯道之极轨也。”

自20世纪的近百多年里，中国翻译界对于翻译的界定和标准持续地展开着热烈的讨论。首先是文学界，后来又发展到科学界。较著名的有20世纪早期鲁迅、瞿秋白、矛盾、郭沫若等人之间“信、顺”、“直译”、“意译”的讨论；接着是傅雷、钱钟书在20世纪中期后分别提出翻译的“神似”和“化境”观念。

鲁迅于1931年12月28日在致瞿秋白的信中认为：翻译不但要输入新的内容，也要输入新的表现方法。“对很受教育的读者，宁信而不顺”。翻译文学，也是主张直译（《二心集》）他所持的观点，属于翻译中的“异化”派，而瞿秋白在复鲁迅时，则说：“‘把宁信而不顺’变成一种原则，那始终是不妥当的。”

巴金认为：“我觉得翻译的方法只有一种，并没有‘直译’和‘意译’之分”。（《翻译通报》1951.5.15 V.2.No5）

傅雷在法国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提出：“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，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。”他在书信中提到，我们在翻译中，往往胆子过小，过于迁就原文的字面和句法。为此，要在最大限度保持原文句法的同时，必须“熟读、通读”原文，把原文“意义、神韵”抓住，“保持译文的流畅与完整”，至少做到句法新奇，但仍不失为中文。要把（不同时代、国家的）“原作神韵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”。他表示，“从本能出发，总是改的功夫比译的功夫更多。”

当代大师季羡林对翻译也提出重要见解。季老不仅主张“拿来主义”，还主张“送去主义”，主动地把中国文化著作翻译成外文。并一针见血地批评只为了“赚钱”的翻译活动。在“信达雅”三字当中，他说“信”是最重要的。学习外语，要有天赋，也要勤奋。开始不难，但要基本掌握一门语言，却不那么简单，如鲤鱼逆水上游，到了“龙门”之前，要想跳过，万分艰难。一些人一辈子过不了“龙门”，一旦跳过，就得到了外文的语感，这门外语才算被你征服。

刘重德主张和提出：“信、达、切”，以“切”字代替“雅”，译文在达到忠实（信）和通顺（达）之后，要求切合文体风格。近些年来，“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，翻译学应当有独立的学科地位“在译界和有关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。文学翻译学、科学翻译学等分支学科的讨论，也在逐渐形成共识。

总之，中国的翻译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又经历了新中国（1949年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，在继承传统和弘扬精华的基础上，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思路与经验。翻译这门综合性学科，在改革和经济开放的时代迎来了又一次翻译高潮。此间，科技翻译工作者是其中最庞大的军团。在计算机翻译和网络翻译的空前发展下，信息网络技术发挥了更大作用，极大提高了翻译效率，减轻了译员的劳动，使得翻译研究走上更深化的道路。

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之再认知

但翻译，毕竟是与其它学科差异性较强的综合性独特学科，它完全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，就某个具体译例说，大多数情况下其涉及的因素及其复杂（涉及专业、术语、文化和背景等众多方面。）对具体案例的处置方式，不仅体现出译者的学识、修养、心理、道德甚至是艺术天赋。而我国翻译理论，最经典的概括只是三个字（信、达、雅）。一般也只能从实践中归纳出仅适用于特定场合的抽象理论（而非严格的公式和定理），实际上只是概括性极强的描述性原则，其一些指导性翻译法（增减译、逆序译等），也同样具有操作性与实践性特征。因为，从根本上说，这些法则到底能够用在什么地方，没有人能够作出定义，是需要译者自身具体地经过实践去探索和确定的（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译者经验性和主观性和客观条件的干扰）。

此外，翻译虽然可以大致分为文史社科及自然科学两大类，但具体到一篇文章，则可能涉及到文理结合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贯通的情况，因此，要翻译好一篇文章或著作，不融会贯通百科知识是不够的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优秀的翻译应该而且必须是通才，而且要熟谙两种文字和文化的通才，方可胜任。

由此可见，不经过数十万字的翻译实践和艰苦努力，只研究些国外的研究成果、了解记忆些教条性的翻译理论，就能掌握翻译技能，是不现实的。众多中外译家迄今的研究成果、经验和理论，只能在实践中真切地体验它、理解它、掌握它及得到认识上的深化。 翻译理论家不等于翻译大师，要能每时每刻对某种语言、某些领域的内容仅仅做到准确对等的翻译，也需要一辈子努力、不间断地从事翻译实践、持续钻研和奉献。

产生有创新的理论家不容易，但产生有创新成果的实践家、翻译家更难。现在是社会需要众多翻译大师的时候，而不是翻译理论家。

 （宜司南）